王雷宏，女，山东济宁人，遵义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研究；

李 振，男，山东滕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研究。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医患纠纷频发，暴力伤医杀医事件屡见报端。2019年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师遭受患者家属恶性伤害离世，将医患关系推向舆论高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于2019年12月28日获得全票通过，标志着国家开始以立法形式制裁伤医杀医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营造和谐医患关系，构建医患共同体始终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在批评语言学的框架下，以儿科门诊会话为语料，分析医患会话语言特色与社会权势的相关性，旨在帮助医务工作者捕捉医患会话的智慧性和艺术性，建立和谐、平等、互动、合作的新型医患关系。

2 批评语言学

20世纪80年代，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出现引起了“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研究热潮。辛斌（2005年）认为语篇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1]批评性话语分析既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又揭示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刘兴兵（2007年）指出，由于医患之间存在医学信息、人际关系和机构权利的不对称，医患会话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权势”的印记。[2]因此，在分析医患会话时应注意考虑隐含的权势因素，注意医患会话与日常会话的差异。批评性话语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权势对医患会话的影响，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3 研究儿科门诊会话的必要性

一方面，儿科门诊的特殊性。儿科的就诊患者是新生儿、婴儿、幼儿（1-3岁）和学龄前儿童（3-6/7岁）。患儿有限的表达能力，对吃药打针的恐惧感，家长的过度关爱与过高期望，使医生面临有效语言互动的挑战。

另一方面，儿科是医患冲突的高发科室。通过收集统计网络报道的典型伤医事件发现，在最常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的科室中，儿科位居第二。[3]据儿科门诊医患关系现状的问卷结果显示，在儿科就诊患者中，认为儿科医患关系非常紧张的占15.8%，一般紧张的占67.9%，不紧张的仅占16.3%。[4]

4 医患儿科门诊会话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本文以分类系统、及物性、语气和情态为语言工具分析儿科门诊会话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在医患矛盾中的作用。本研究的语料来自贵州省某三甲医院儿科门诊和山东省某市妇幼保健院。为保证语料更具代表性、客观性，随机抽取了50组会话（“D”表示医生，“P”表示患儿，“P’”表示患儿家长），涉及医生6人，其中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住院医师各2人，就诊患者50人。

4.1 分类系统

Fowler（1979年）指出，“通过词汇的选择性替代，语篇的分类系统可以用一个通俗易懂的词汇换汤不换药地命名或描述一个晦涩的事物名称”。[5]语言的力量归根结底来自语言本身与语言交际者之间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在医生那里是信手拈来的词汇，在患者及患者家属那里却像达芬奇密码一样令人费解甚至被误解。王尚法（2017年）发现医学专业词汇赋予了医生话语权，话语权的掌握使医生成为高权势的发话人，而病人被动地沦落为低权势的听话人。[6]在医学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生可以选择不同词汇对医学术语进行再命名、再描述，通过语言策略改变医患间的权势不对等。

语料（1）

D:怎么不好？

P’:大夫，您看，孩子这儿长了个圆陀陀，不影响走路，就是不能痊愈。这可怎么办？

D:这个臀部肿物很可能是皮脂腺囊肿，一种良性的病变，但最终确诊肿物性质，需要进行病理检查。

P’：好急人呐，我看着，都长了快一年了。

D:以前这个囊肿有这么大吗？

P’：一开始不大，现在过了一年多就那么大了。

D：嗯，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有破溃感染的风险。

P’：那咋弄呢，您的意思是…要切吗？

D：一年就长这么大，最好把它切除，做个病理检查排除一下恶性病变。

P:妈妈，我不要！我不要！疼！

D：小朋友，这个囊肿就像个气球样儿，不切除的话你坐下时它随时会爆炸。

在语料（1）中，同样是对臀部肿物解释，医生选取了不同的词汇标签。面对患者家长，医生直接告知其医学术语是皮脂腺囊肿并需要切除。面对患儿，医生重新对臀部皮脂腺囊肿进行分类，给囊肿贴上了“气球”的标签，使之更贴近患儿的生活体验。为了劝说患儿配合治疗，医生还追加了不切除囊肿的后果——像气球一样随时会爆炸。周维明（2004年）认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就是爱岗敬业，爱岗敬业实质上也就是热爱生命、关注健康。医学的最高境界，即把医护工作看成是一门艺术，对美的修复与创造的艺术，这样也就能够做到对生命负责、对健康负责”。[7]